墟市發展與扶貧政策再思
黃健偉、黃慧賢
（*文章刊於2015年6月11日《信報財經新聞》）
隨着近期發生多宗與小販和墟市有關的事件，政府的小販墟市政策再次引起社會關注，其中的掃蕩北角天光墟更加引發不少討論。究竟現存各區的天光墟、午夜墟和假日墟可為社區產生多大效益？
筆者想起最近一次逛午夜墟的經歷。有位專賣二手衣物的檔販說，雖然每天只能賺十多二十元，但這既可每天「落區」與街坊一聚，又可賺取一點零用，也可讓一些看似無用之物不至送往堆填區。這正正說明墟市的社區價值所在，非單以交易價值量度效益的取向。
上述經歷令我反思近年扶貧策略的其中一個盲點。過去十年的扶貧政策討論，基本上均集中改善窮人收入的安全網。最明顯的例子是現時的貧窮線以收入為量度單位，很多人因而認為扶貧政策的目標，就是協助市民增加收入，例如市民不能進入勞動市場或沒有工作能力，政府就以現金支援扶貧。無可否認，一部分窮人確實面對收入不足問題，因此收入支援是扶貧政策中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工具。
不過，以現金援助提高收入不應是唯一的扶貧政策方向，其中不應忽略的是窮人的生活空間——基層市民能否以自己的方式參與生產和消費、參與社區、與區內居民有經濟互動，從而建立和擴闊生活空間。即使窮人的收入提高，卻感受不到生活尊嚴，無法提升生活質素，這並非可持續的脫貧方案。
以上述的經歷為例，中年檔主擺檔賣二手皮鞋賺得十元八塊，或是婦女自製百家布袋賣得一百幾十元，從增加收入的角度來說，肯定欠缺「政策」說服力——還不如政府直接「派錢」來得更有效率。筆者認為政府給予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收入支援，可以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但不少基層市民到墟市擺檔除了可賺取收入外，亦是他們建立社會網絡、促進社會參與的重要渠道。
社聯最近完成的「深水埗墟市研究」亦指出，不少基層居民認為地區墟市可以為區內居民提供小買賣和就業機會外，也為其他居民提供多些合用的購物選擇；墟市發展也善用區內一些閒置的公眾地方作為社區經濟項目，為家庭提供餘暇好去處，可讓街坊「聚吓」、「傾吓偈」，增加區內凝聚力。
要維繫基層市民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自主生活空間，需要的不是政府由上而下的巨額資源投入，反而是講求政府在地區可以拆牆鬆縛，在物色場地、牌照申請等提供協助。然而，近年政府的政策，卻令這些自主生活空間不斷收窄。
無牌經營的流動小販固然不斷受到驅趕（根據食環署資料，現時估計全港的無牌流動小販約有1,400多人，每年的檢控數字為290,00多宗），即使有社會服務機構希望申請一些閒置土地營辦假日墟市，往往須經多個政府部門審批，可是審批標準不透明，大大扼殺地區經濟活動的可能發展。
財爺在預算案建議引入美食車，社會上立即有不少聲音質疑政府一方面建議在海濱發展旅遊美食車，另一方面卻打壓地區基層墟市，街坊「篤串魚蛋」、「趁下墟」都唔得。
筆者理解街道經濟、地區墟市等涉及政府在公共衛生和食物安全方面的考量，但市民反映的並非能否「篤串魚蛋」的不滿，而是基層市民對社區欠缺經濟自主生活空間的憤慨。
近年不少民間團體開始在各區試行多種模式的墟市，社聯亦與一些基層團體於本月推動「香港墟市節」活動，讓天水圍、東涌、西區、深水埗等檔販一同參與大型墟市，設立農作物、手作物、二手物件等各式攤檔和教育展覽等，希望進一步推動這種惠及基層市民的自主經濟生活空間與相關政策發展。即使這些活動未必能產生龐大的經濟價值，但對基層市民而言，卻有增加收入、建立網絡、凝聚社區等多重意義。
食物及衛生局今年三月向立法會提交的「小販管理建議」討論文件中，亦就墟市發展提出新的政策取向，確認這是促進多元經濟的重要一環，政府不應對街頭擺賣有「為取締而取締」的立場；高永文局長也於傳媒訪問時表示，會鼓勵各區開設露天市集和夜市。
筆者當然樂見政府對市民自主經濟空間的支持，亦希望政府可以擺脫過去的思維，不但以經濟效益作為衡量墟市發展和扶貧政策的標準，仔細研究一套地區適用而又惠及各階層（包括基層）的地區墟市發展政策，目標是讓基層市民有更大的自主生活和經濟空間。能夠開拓這種生活空間，促進基層市民的社會經濟參與和共融，是可持續扶貧政策不可或缺的部分。
黃健偉為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政策研究及倡議）
黃慧賢為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任（政策研究及倡議）
